第 111 章 第一百一十一章
[欧巴]
坐得近的人显然听到了潘德小姐的话。亚洲最强语速有点儿慢:“你……在哪方面很强?”
潘德小姐的叹息就在耳畔,清晰可闻:“我在说跳舞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用过去式?”亚洲最强皱着眉,“不要跟美国人学他们稀烂的语法。”
有两个年轻一点儿的一阵爆笑,不知道是不是被击中了笑点。
“谢谢你想要让我开心。”潘德小姐也跟着笑,“但我已经不在我的巅峰了。”
“但你还是很强啊。”他朝墙面扬了扬下巴,“看看你的纪念照!人们来了又走,除了自己开教室或是从事编舞的人以外,有几个人到了三十岁还能每天坚持?”
潘德小姐吸了口气,似乎完全没被他这番话鼓励到:“明年我一定提前到场,然后撕掉所有的照片。”
“每年我们都做照片墙。”旁边的人和我解释,“各种各样的主题。毕竟素材总是很充裕。”
我顿了顿:“桑妮亚那么厉害吗?有特别多的媒体照片?”
“薇罗妮卡拍了很多。”彼得冷不丁道,“我也是。另外你待会儿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一部分是从比赛视频里截出来的,说到底,我们这儿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两位那样被媒体追着作宣传。”
我有些茫然。亚洲最强大方地指了指自己:“他说我。”
“还有我。”翁可欣说。
“哇喔。”我捧场地给了反应。亚洲最强姑且不论,人家是职业舞者,没点儿成绩说不过去,怎么这个大学生也如此受欢迎?她的水平好像确实很高,翁可欣既然说彼得是最厉害的,她与他至少在动作完成度上又大差不差,想来不会是个划水的人。
翁可欣抱着臂,很认真地跟我强调:“我很厉害的!”
比起之前的萎靡不振,翁可欣已是判若两人。
我望向潘德小姐。
潘德小姐点了点头:“她的最好成绩是黑池U21决赛轮。”
“没错。”翁可欣很期待地望着我。
我有点儿尴尬,又看向潘德小姐。潘德小姐低着头笑,轻声说:“这意味着在她的年龄段,她与舞伴的舞蹈在当年算得上世界级。”
我悄悄抽了口气。所以她才是舞蹈教室里最厉害的那个人?
“真保守。”翁可欣瘪了瘪嘴,“你就不能夸夸我吗?”
潘德小姐只说:“你已经不是十三岁了。”
“你是桑妮亚和彼得教出来的,她觉得太尴尬,以至于没办法夸奖你。”亚洲最强耸着肩,“我可以夸你,如果你愿意成为职业选手的话。”
“我也想。我妈不会同意的。”她叹了口气。
我犹豫着搭了话:“但,听上去你好像已经是奥运会奖牌选手的级别了?”
“拉丁舞比赛分很多组,有年龄区别,也有业余和职业之分。”彼得和我解释,“即便是世界范围内有所成就的职业选手,退役后也面临生存问题。极少数的人可以当老师或者成为裁判,总的来说,情况不是很乐观。比起更受欢迎的舞种,我们还是更像一个体育项目,还是很冷门的那种。普通人并不关注我们的竞技。”
我脱口而出:“但你的舞真的很好!”
彼得愣了一瞬间,大笑起来:“你说得对!我爱跳舞!”
所有人跟着笑,空气中淡淡的忧郁一扫而空。
我问彼得:“是什么让你选择了新加坡?”
“补贴。”他吐出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词,我这才发现彼得其实很懂冷幽默。顿了顿,他又说:“最主要是气候。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我想找一个不在美国、但又是热带气候,最好飞莫斯科还能近一点的地方。新加坡是唯一的答案。”
我张着嘴:“就这个?”
我还以为能听到什么斯拉夫小伙为爱走钢索的动人故事,或者是拉丁舞东南亚推广大使之类的传奇人生。
“彼得讨厌冷。”潘德小姐说。
“彼得讨厌冷。”亚洲最强说。
“彼得真的讨厌冷。”翁可欣补充道,“还有美国。”
“每个人都讨厌美国。”亚洲最强又开始讲国际笑话,“特别是最近几年,连美国人都讨厌起美国了。”
我掩着额头,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
不过,我对那个大洋彼岸的国度还是说不上讨厌——我看了看身边开怀大笑的她。
如果没有到美国念书,我们恐怕永远不会相遇。但究竟是谁让我们又在新加坡重逢呢,是被热带吸引来的彼得,还是梵语中代表着一切业、决定着因果报应的羯磨?
我不信神。
然而这世上真的有因果吗?
真的没有因果吗?
晚上我跟潘德小姐回家。明天早晨有个临时加的会,时间太早,她家离公司那边更近……
我也不知道她对这个借口是否信以为真:毕竟明天放国庆假期的顺延假,理论上来说人们不用工作。留宿在彼此家中几乎是个新常态,我在想是否能找到机会和她谈一下这件事。
我暂无此计划。现在还不到时候。
最好的情况是能拖到项目结束,这样谁都不用申请利益回避,我们的关系也更纯粹了,皆大欢喜。我原本没有太过于担心的,只是今天的事给我敲了个警钟:她的朋友性格各异,但对我都如此接纳,足以见得他们背后的郑重。
而这般郑重之后,又是潘德小姐的身影无形隐匿其中。
我要是不给个明确的表态,她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珍惜这段关系?
潘德小姐拉我散步,目的地是两站之外的地铁站。她似乎总是很享受与我漫步,我也乐意之至,两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地并排往前走。
匆匆的路人的神色被口罩吞去大半,气氛与寻常却自有不同。到处都是国旗摇动,我和她,两个南洋的外乡人,仍克制着,保全社会中完整的自我。自我是专业、商务化、尔虞我诈,自我从来不是完全的我。
但在我大脑的幻影之间,那个人潮中与她十指相扣的,又算是完全的我吗?
我喜欢买衣服、买各式各样的鞋,喜欢观赏文化活动,喜欢身居高位,喜欢担任要职、带领团队创造从零到一的成果,喜欢美食,喜欢女人,喜欢她。
完全的她是什么样?
“以前我好像没有问过你,”我说,“你为什么来新加坡?”
“毕业后我来这里玩,然后顺便给一些咨询公司投了简历。”
我微微皱眉:“就这个?”
“还有彼得。”潘德小姐说,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域偏好,而我最好的朋友要留在这里。当然另一方面,没在波士顿遇到合适的舞伴也是一个原因……我有一个终身的舞蹈计划,最好是能跳到无法动弹为止。”
“我有点儿妒忌。”我噘着嘴,反正戴着口罩,她看不见,“但同时又不清楚是否该感谢他。毕竟没有他你肯定不会来新加坡。”
“我不知道你还会吃醋。”她眼中有笑意,“你有多妒忌?”
“特别妒忌。”我比划了一下,大约一个鞋盒那么长,“这么多。”
她笑起来:“那还不够多。”
我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,望着她:“你也妒忌?”
“有时候。”
我愈发困惑,停下来:“妒忌什么?”
她看了我一会儿,眼神又温柔起来,说:“也许我是妒忌时间。时间日夜与你相处,而且了解你的一切,参与你的一切。”
“时间啃咬我。时间啃咬我们所有人。”我回望她,悄悄做了个深呼吸。
戴口罩也有好处啊。我的不安与忐忑全都藏起来了。
“时间没什么可被妒忌的。”我说,“凡是时间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,你也可以。”
潘德小姐眼中闪过了光。是路过的汽车吗?旅途中的彗星吗?
会是我吗?
她久久不语,带着我往前走,道:“听你这么说,我觉得很幸福。”
已到了烟花燃放的时间点。今天为了尽量分散聚集的人群,国庆烟花的燃放点增加到了十个,有路人驻足,抬起头观赏远处的花火。对面的行人有的手里握着小国旗,潘德小姐与我竟同时望过去。
“波兰国旗也是红白配色,白色在上,红色在下。”她忽然说,“这个设计直接来自于波兰立陶宛王国。你知道波兰和立陶宛曾经是同一个国家吗?”
我点点头:“维也纳战役。”
潘德小姐挑起一边眉毛:“所以你确实知道关于波兰的一些事。”
我心有所感:“你去过波兰吗?”
“没有。”她的睫毛垂下,“我妈妈那边整个家庭在81年离开了波兰,后来情况稳定,也没有人回去过。他们仍然喜欢做从前的料理,在我小的时候,每年放长假回曼彻斯特,外公还会给我唱《HejSokoly》,但他们完全不聊过去的事,也几乎不说波兰语。我会说是因为从高中起开始了自学,不过纠正我发音的只有彼得和罗塞塔的语言包。”
她的悲伤又浮现了,我的心一阵钝痛,为什么刚刚还在说着幸福的人又露出那么受伤的神情?
我从她的话语中找到最轻松的切入点,问:“彼得还会说波兰语?”
“不,不会。”她笑起来,“这个故事很长。”
“夜晚也很长。”我望向她,“我们回家吧?”
抛诸脑后的是别人家绚烂的庆祝烟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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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得近的人显然听到了潘德小姐的话。亚洲最强语速有点儿慢:“你……在哪方面很强?”
潘德小姐的叹息就在耳畔,清晰可闻:“我在说跳舞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用过去式?”亚洲最强皱着眉,“不要跟美国人学他们稀烂的语法。”
有两个年轻一点儿的一阵爆笑,不知道是不是被击中了笑点。
“谢谢你想要让我开心。”潘德小姐也跟着笑,“但我已经不在我的巅峰了。”
“但你还是很强啊。”他朝墙面扬了扬下巴,“看看你的纪念照!人们来了又走,除了自己开教室或是从事编舞的人以外,有几个人到了三十岁还能每天坚持?”
潘德小姐吸了口气,似乎完全没被他这番话鼓励到:“明年我一定提前到场,然后撕掉所有的照片。”
“每年我们都做照片墙。”旁边的人和我解释,“各种各样的主题。毕竟素材总是很充裕。”
我顿了顿:“桑妮亚那么厉害吗?有特别多的媒体照片?”
“薇罗妮卡拍了很多。”彼得冷不丁道,“我也是。另外你待会儿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一部分是从比赛视频里截出来的,说到底,我们这儿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两位那样被媒体追着作宣传。”
我有些茫然。亚洲最强大方地指了指自己:“他说我。”
“还有我。”翁可欣说。
“哇喔。”我捧场地给了反应。亚洲最强姑且不论,人家是职业舞者,没点儿成绩说不过去,怎么这个大学生也如此受欢迎?她的水平好像确实很高,翁可欣既然说彼得是最厉害的,她与他至少在动作完成度上又大差不差,想来不会是个划水的人。
翁可欣抱着臂,很认真地跟我强调:“我很厉害的!”
比起之前的萎靡不振,翁可欣已是判若两人。
我望向潘德小姐。
潘德小姐点了点头:“她的最好成绩是黑池U21决赛轮。”
“没错。”翁可欣很期待地望着我。
我有点儿尴尬,又看向潘德小姐。潘德小姐低着头笑,轻声说:“这意味着在她的年龄段,她与舞伴的舞蹈在当年算得上世界级。”
我悄悄抽了口气。所以她才是舞蹈教室里最厉害的那个人?
“真保守。”翁可欣瘪了瘪嘴,“你就不能夸夸我吗?”
潘德小姐只说:“你已经不是十三岁了。”
“你是桑妮亚和彼得教出来的,她觉得太尴尬,以至于没办法夸奖你。”亚洲最强耸着肩,“我可以夸你,如果你愿意成为职业选手的话。”
“我也想。我妈不会同意的。”她叹了口气。
我犹豫着搭了话:“但,听上去你好像已经是奥运会奖牌选手的级别了?”
“拉丁舞比赛分很多组,有年龄区别,也有业余和职业之分。”彼得和我解释,“即便是世界范围内有所成就的职业选手,退役后也面临生存问题。极少数的人可以当老师或者成为裁判,总的来说,情况不是很乐观。比起更受欢迎的舞种,我们还是更像一个体育项目,还是很冷门的那种。普通人并不关注我们的竞技。”
我脱口而出:“但你的舞真的很好!”
彼得愣了一瞬间,大笑起来:“你说得对!我爱跳舞!”
所有人跟着笑,空气中淡淡的忧郁一扫而空。
我问彼得:“是什么让你选择了新加坡?”
“补贴。”他吐出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词,我这才发现彼得其实很懂冷幽默。顿了顿,他又说:“最主要是气候。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我想找一个不在美国、但又是热带气候,最好飞莫斯科还能近一点的地方。新加坡是唯一的答案。”
我张着嘴:“就这个?”
我还以为能听到什么斯拉夫小伙为爱走钢索的动人故事,或者是拉丁舞东南亚推广大使之类的传奇人生。
“彼得讨厌冷。”潘德小姐说。
“彼得讨厌冷。”亚洲最强说。
“彼得真的讨厌冷。”翁可欣补充道,“还有美国。”
“每个人都讨厌美国。”亚洲最强又开始讲国际笑话,“特别是最近几年,连美国人都讨厌起美国了。”
我掩着额头,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
不过,我对那个大洋彼岸的国度还是说不上讨厌——我看了看身边开怀大笑的她。
如果没有到美国念书,我们恐怕永远不会相遇。但究竟是谁让我们又在新加坡重逢呢,是被热带吸引来的彼得,还是梵语中代表着一切业、决定着因果报应的羯磨?
我不信神。
然而这世上真的有因果吗?
真的没有因果吗?
晚上我跟潘德小姐回家。明天早晨有个临时加的会,时间太早,她家离公司那边更近……
我也不知道她对这个借口是否信以为真:毕竟明天放国庆假期的顺延假,理论上来说人们不用工作。留宿在彼此家中几乎是个新常态,我在想是否能找到机会和她谈一下这件事。
我暂无此计划。现在还不到时候。
最好的情况是能拖到项目结束,这样谁都不用申请利益回避,我们的关系也更纯粹了,皆大欢喜。我原本没有太过于担心的,只是今天的事给我敲了个警钟:她的朋友性格各异,但对我都如此接纳,足以见得他们背后的郑重。
而这般郑重之后,又是潘德小姐的身影无形隐匿其中。
我要是不给个明确的表态,她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珍惜这段关系?
潘德小姐拉我散步,目的地是两站之外的地铁站。她似乎总是很享受与我漫步,我也乐意之至,两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地并排往前走。
匆匆的路人的神色被口罩吞去大半,气氛与寻常却自有不同。到处都是国旗摇动,我和她,两个南洋的外乡人,仍克制着,保全社会中完整的自我。自我是专业、商务化、尔虞我诈,自我从来不是完全的我。
但在我大脑的幻影之间,那个人潮中与她十指相扣的,又算是完全的我吗?
我喜欢买衣服、买各式各样的鞋,喜欢观赏文化活动,喜欢身居高位,喜欢担任要职、带领团队创造从零到一的成果,喜欢美食,喜欢女人,喜欢她。
完全的她是什么样?
“以前我好像没有问过你,”我说,“你为什么来新加坡?”
“毕业后我来这里玩,然后顺便给一些咨询公司投了简历。”
我微微皱眉:“就这个?”
“还有彼得。”潘德小姐说,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域偏好,而我最好的朋友要留在这里。当然另一方面,没在波士顿遇到合适的舞伴也是一个原因……我有一个终身的舞蹈计划,最好是能跳到无法动弹为止。”
“我有点儿妒忌。”我噘着嘴,反正戴着口罩,她看不见,“但同时又不清楚是否该感谢他。毕竟没有他你肯定不会来新加坡。”
“我不知道你还会吃醋。”她眼中有笑意,“你有多妒忌?”
“特别妒忌。”我比划了一下,大约一个鞋盒那么长,“这么多。”
她笑起来:“那还不够多。”
我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,望着她:“你也妒忌?”
“有时候。”
我愈发困惑,停下来:“妒忌什么?”
她看了我一会儿,眼神又温柔起来,说:“也许我是妒忌时间。时间日夜与你相处,而且了解你的一切,参与你的一切。”
“时间啃咬我。时间啃咬我们所有人。”我回望她,悄悄做了个深呼吸。
戴口罩也有好处啊。我的不安与忐忑全都藏起来了。
“时间没什么可被妒忌的。”我说,“凡是时间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,你也可以。”
潘德小姐眼中闪过了光。是路过的汽车吗?旅途中的彗星吗?
会是我吗?
她久久不语,带着我往前走,道:“听你这么说,我觉得很幸福。”
已到了烟花燃放的时间点。今天为了尽量分散聚集的人群,国庆烟花的燃放点增加到了十个,有路人驻足,抬起头观赏远处的花火。对面的行人有的手里握着小国旗,潘德小姐与我竟同时望过去。
“波兰国旗也是红白配色,白色在上,红色在下。”她忽然说,“这个设计直接来自于波兰立陶宛王国。你知道波兰和立陶宛曾经是同一个国家吗?”
我点点头:“维也纳战役。”
潘德小姐挑起一边眉毛:“所以你确实知道关于波兰的一些事。”
我心有所感:“你去过波兰吗?”
“没有。”她的睫毛垂下,“我妈妈那边整个家庭在81年离开了波兰,后来情况稳定,也没有人回去过。他们仍然喜欢做从前的料理,在我小的时候,每年放长假回曼彻斯特,外公还会给我唱《HejSokoly》,但他们完全不聊过去的事,也几乎不说波兰语。我会说是因为从高中起开始了自学,不过纠正我发音的只有彼得和罗塞塔的语言包。”
她的悲伤又浮现了,我的心一阵钝痛,为什么刚刚还在说着幸福的人又露出那么受伤的神情?
我从她的话语中找到最轻松的切入点,问:“彼得还会说波兰语?”
“不,不会。”她笑起来,“这个故事很长。”
“夜晚也很长。”我望向她,“我们回家吧?”
抛诸脑后的是别人家绚烂的庆祝烟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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